2026年7月，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而在铁轨两侧，另一场“迁徙”同样引人注目：青海可可西里藏羚羊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过7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降为“近危”。

这组数字的背后，站着一个与藏羚羊打了23年交道的人——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吴晓民研究员。从2003年承担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监测课题算起，他见证了这个物种从濒危边缘到种群复苏的全过程，也亲历了研究手段从“看脚印”到“读基因组”的飞跃。

10月8日，刚刚结束可可西里科考的吴晓民接受了专访。20多年的“追羊”路上，他和团队都发现了什么？技术手段的飞跃如何改变了研究的格局？种群恢复之后，保护工作还面临哪些挑战？

20多年“追羊”路：摸清迁徙规律，见证种群复苏

问：从2003年接下青藏铁路监测任务算起，您和这群高原精灵打了20多年交道。这些年“追羊”追出了哪些成绩？

吴晓民：这个“老朋友”的称呼，我很喜欢。藏羚羊确实是我交往已久的老朋友了。

团队成员在可可西里科考。受访者供图

最大的困难从来都是“进去”。藏羚羊产仔地在无人区深处，沼泽、冰川、雪山环绕，人类的脚步很难到达，所以它们的迁徙规律在国际上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我们团队从2003年承担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监测课题开始接触藏羚羊，那时只能靠望远镜和红外相机看个片段。2007年，我们首次把卫星定位跟踪技术用在了藏羚羊身上，这才真正“跟上”了它们的脚步。

20多年下来，有几个关键突破：一是摸清了迁徙规律。每年5到7月雌性北迁产仔，8到9月携幼南返，迁徙以主要产仔地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二是发现了关键产仔地。2013年，我们在西藏羌塘尼玛县荣玛乡色吾雪山一带发现了藏羚羊在青藏高原上最大的产仔地，当时聚集了超过10万只母藏羚羊；2024年又在安多县唐古拉山脚下格拉丹东发现了第二处集中产仔地。三是证实种群恢复态势良好，数量已恢复至30万只以上。

最让我欣慰的，是现在清晨在可可西里看到的场景：藏羚羊带着幼仔从青藏铁路桥墩下从容穿行，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警惕徘徊，它们已经把铁路桥洞当成了迁徙途中的寻常路标。

从“看脚印”到“读基因”：新技术助力“读懂”藏羚羊

问：您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过去靠脚印、望远镜看它们‘过得怎么样’，但要回答‘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必须靠基因组。”能不能具体谈谈，新技术是怎么帮您和藏羚羊“对话”的？

吴晓民：技术让研究从“看得到”变成了“读得懂”。

可可西里藏羚羊。 吴晓民摄

先说有形的翅膀。我们和西北工业大学周洲教授团队合作，用太阳能无人机航测。针对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无人区人工监测覆盖不足、效率低下难点，研发适配海拔6000米作业的太阳能无人机，设备最大航时12小时，搭载5厘米高精度光电载荷，单架次最大覆盖30平方公里，无人机从高空就能把种群数量识别出来。

再说无形的密码。我们和云南大学于黎研究员团队联合攻关，跨越西藏、青海、新疆三大分布区，获取了覆盖三大地理种群、85个个体的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这是全球迄今规模最大、覆盖最完整的藏羚羊基因组数据集。

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青藏高原所有藏羚羊属于单一遗传种群，不存在显著遗传分化。为什么？因为雌性藏羚羊每年迁徙产仔时，部分母羊和幼崽不返回原越冬地，而是在新栖息地定居。这种“迁徙即基因交流”的策略，让整个种群始终保持着高效基因流动。

还有一个发现让我很震撼。我们用群体历史模拟方法还原了藏羚羊数万年的种群兴衰曲线，证实它们至少经历了5次由气候和人类活动主导的“大崩溃与大恢复”，基因组把这条完整的“生死曲线”画了出来。

从“相遇”到“共生”：科技支撑生态环境保护

问：青藏铁路今年通车20周年。您从2003年就开始进行通道监测评估，可以说见证了这条“天路”与藏羚羊从“相遇”到“共生”的全过程。野生动物保护在工程建设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吴晓民：青藏铁路是中国重大工程中生态保护的一个标杆。建设阶段就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沿线生态保护，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道。但通道修了，动物用不用、怎么用，需要长期监测来回答。

可可西里藏羚羊。 吴晓民 摄

数据说明一切。通道使用率从2004年的56.6%，到2011年至今始终保持在100%。早期藏羚羊在通道前要徘徊很久才敢通过，后来穿越日期逐年提前，数量逐年增加。到2007年，团队甚至监测到雄性藏羚羊群在铁路两旁觅食嬉戏了，这说明动物对铁路的适应速度远超预期。

基于长期监测，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支撑了通道的优化调整。哪里需要加宽、哪里植被需要修复、哪个通道使用率低需要改造，都有数据依据。这套技术体系后来还被推广到了西成高铁——那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性的鸟类防护工程，我们为朱鹮设计了专门的防护网——绿色网格，即便朱鹮误撞也能轻松挣脱，这在全球高铁建设中还是首次。

青藏铁路之后，我们又参与了京藏高速、京新高速等1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把“通道设计—监测—评估”的经验变成了可复制的保护范式。

种群恢复了，保护就“松口气”了吗？

问：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危，种群恢复态势良好。这是不是意味着保护工作可以“松一口气”了？您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吴晓民：种群恢复是好事，但保护远未到可以松口气的时候。

可可西里藏羚羊。 吴晓民摄

第一个挑战是保护格局。基因组研究已经证明，藏羚羊是一个统一的遗传种群。可可西里、羌塘、阿尔金山的藏羚羊，看似分属不同区域，实则共享同一个基因池。这意味着保护不能各管各的，必须建立全域协同的保护机制。碎片化管理会严重威胁它们的长期生存。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变化。冰川消融、湖泊水位上涨，正在改变藏羚羊的栖息地和迁徙条件。夏季迁徙季降雨量增加，河流变宽变深，大羊带小羊过河时，幼崽死亡率会上升。这些变化需要持续监测和科学应对。

第三是技术深化。我们正在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卫星提供大尺度数据，无人机进行区域调查，红外相机和固定监测站实现24小时不间断记录。未来这些数据可以传上云端，研究人员远程就能分享现场数据。

2024年发现的第二处产仔地，还需要长期跟踪。藏羚羊出生后能幸存下来的只有30%左右，这些幸存者都具备最优质的基因，使种群在高原独特而恶劣的条件下得以绵延。我们一直认为，对藏羚羊的研究永远没有尽头。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它的命运也是高原生态系统的晴雨表。保护藏羚羊，就是在保护整个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群众新闻记者 张梅）